武山起义的策划组织

武山起义的策划组织

1949年7月，扶眉战役结束，国民党军胡宗南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以及王治岐、周嘉宾部仓惶向西逃窜，溃不成军。县工委立即组织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游击队和群众与西逃溃军作斗争，阻击敌军，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支，武装自己。对县内20支游击队，约550多人进行了部署，分别把守全县交通要道。

1949年8月2日，国民党119军247师后勤部队（包括部分家属、卫生队、骑校学生），由师长陈卓率领退驻洛门文家寺，强拉农民牲口，群众怨声载道。当晚，共产党员康秉衡、王武烈带领康家庄和洛门的两支游击队80余人袭击陈卓师部，上千名群众呐喊助威，敌人四散奔逃，陈卓率残部连夜逃往漳县。游击队收缴了大批衣物以及枪支弹药等军用品，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游击队的活动也由秘密的、小型活动转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行动，并逐步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全县到处有人截击溃军，到处有人缴溃军的枪。

1949年8月3日，国民党119军247师赵玉亭骑兵团由甘谷向武山败退，秘密党组织党员康秉衡主动前往甘谷县磐安镇，劝该团勤务连连长汪鉴起义。县工委委员苏星和康秉衡等及时在洛门会见了汪鉴，汪同意起义，而且愿意说服团长赵玉亭起义。次日，苏星和汪鉴到武山城面见赵玉亭。

赵玉亭对起义初有顾虑。苏星、赵西武（时任甘肃省师管区补充一团二营营长、该营党的秘密组织支部书记，驻武山城）、汪鉴等再三讲明大义，指明前途，迫使赵同意起义。苏星抓住时机，让他作119军军长王治岐的工作，赵同意作另两支部队的工作（一支为119军244师杨尚龄营，一支为120军245师罗子英营；杨、罗两营在武山起义之后，随即举行了起义）。

同一天，120军欧阳卓团、吴尚武团溃退至武山城。中共武山县工委决定不公开打起义的旗号，提出“赶走胡马匪，武装民众，保护地方”的口号。同时，采取围困的办法，促其交械投降。赵西武部和县自卫队（总队副陶淑均，中共党员）占据城南、城西南老爷庙、泰山庙一带有利地形；赵玉亭团撤离城区，两个连据守城东南和侯家山一带，其余开往距城10里的杨家嘴，作为集镇要道预备队；20支游击队分布在交通沿线，形成对敌人的四面包围之势。敌被围困后拒不缴械，于5日晨企图继续西逃，遭游击队阻击后龟缩回城里，并以武力对抗。县工委决定以汪鉴连和赵西武补充二营为主力，全面攻击，游击队配合向城里射击。一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敌军人马不时被打死打伤，城里一片混乱。至下午，据守城东关魁星楼的敌人遭到游击队迫击炮猛烈打击后难以坚持，派3人打着白旗出城，同起义代表、苏星进行谈判，直至深夜才达成协议：敌除留30支步枪、1挺机枪外，其余所有枪支、马匹全部交出，于当夜交接完毕。6日晨，敌两个团投降，退出武山城。

8月5日下午，县工委书记王廷杰渡过暴涨的渭河，与汪鉴在庙峪沟口一带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由于没有解放军的消息，一时议论纷纷，谣传“马步芳要从陇西反扑，血洗武山”，“胡宗南大部队正从天水向西开来”等等。起义部队部分人心开始不安。为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武山县工委慎重研究决定：派苏星赴甘谷联系解放军；令一部分起义部队撤离武山县城，占据鸳鸯广武坡一带有利地形，以防马家部队反扑；赵西武部队留守城区，保护财产；王廷杰负责处理起义善后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

1949年8月7日，苏星在甘谷磐安与解放军取得联系。8日，起义部队在县城召开大会，正式宣布起义。